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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市早苗将赴深圳,面临两难局面,中方何以让步?

高市早苗将赴深圳,面临两难局面,中方何以让步?

深圳华强北一家专注于电子元件外贸的老板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抱怨,指出日本客户对今年年底的报价表现出兴趣,并询问“你们那边APEC期间的物流是否会受到影响”。他回复道:“开会归开会,账归账。”内心明白,二十年来与日本开展贸易,他清楚领导人见面与否并不重要,重点在于彼此的信任。然而,当前东京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正是卡在这个“信”字上。

高市早苗确认出席深圳的APEC会议。日本外务省传达的信息显示,首相的出席得到了确认,日程仍在最后敲定中。东京释放出“可能进行双边会谈”的信号,同时又补充说“细节不便透露”,显然希望会面,但又显得很谨慎。这种谨慎源于她心中有一句话尚未解除,那就是她去年在国会中的表态,将台海局势与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“存亡危机事态”直接联系在一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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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表述的敏感性,日本许多资深外交官都心知肚明。历届内阁对此问题均持谨慎态度,含糊其辞防止破坏中日之间的战略默契。然而,高市生生将其抖落,并以坚定的态度发表。如今过去一年,这句话依然挂在那儿,尽管有人劝她回避。日本国内前首相、前外相及经济界的一些人都私下呼吁她寻找台阶,试图抹去这个问题。她曾尝试拉回一些语气,但在国会被问及时改口说“政府会综合判断”,不再提“存亡危机”这四个字。对此,中方的反应却是明确的,外交部强调不再提及与撤回并无实质性联系。

王毅在九月与日本经济代表团的会谈中直言:日方要么明确撤回,要么进行更正,别无他选。岩屋回去后向媒体承认,让高市公开撤回“政治上难度极大”,并提出借用1872年《中日联合声明》的精神,来“实际上纠正”这一说法,然而中方未予响应。原因显而易见:安倍当年在北京APEC前进行了深入的“四点原则共识”的谈判,以换取入场的机会,现在高市却希望享受同样的待遇,而不愿付出任何代价,这显然是不公平的。

她为何选择不退让?根本上是因为国内政治的压力。高市的首相位置并不稳固,自民党内部派系繁多,保守派和维新会的盟友在关注她的一举一动。对她而言,对台强硬是其政治形象的根基,一旦放弃,等于向支持者表明她无法承受外部的压力。当前她的内阁支持率徘徊在四成,不能承担过大的风险。此外,她还在推行另一项重要事务。日本执政联盟计划启动“安保三文件”的磋商,讨论包括核潜艇与远程打击能力等议题。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“无任何选项”,维新会则更为激进,提出核潜艇是必走之路。这些表态在中日紧张局势中的传达显然非同寻常。

在一方面寻求会晤,另一方面加码军备,这种策略难以兼顾,无法合理解读。她希望一方面能获得会晤的机会,同时又希望不付出代价。高市心中预计中国基于地区稳定考虑,可能会有所妥协。在APEC这种多边场合,反正会留给她一个位置。

不过,位置的确存在,但参加会谈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。高市参与会议是可能,但与她的对话内容则有很大的不确定性。日本国内对待此次事件的看法并不统一。在早些时候的民调中显示,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希望政府采取主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。即使支持高市的人中,有相当比例持这种看法。经济界的紧迫感更加明显,近年来中国市场对日本企业的重要性不断增强,汽车、半导体和精密仪器等行业都在关注政策走向。这些企业的声音在首相官邸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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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如此,高市仍未采取行动,因为企业压力相对较为分散,而右翼支持者的反弹却十分强烈且集中。政治人物在这种选择上自然偏向支撑本身的选民群体。同时,撤回那句话对她而言意味着否定自己过去数年的形象。

中方对这一局势始终保持一致立场。无论是外交部的常规表态,还是驻日使馆的多次发声,核心观点明确:高市必须亲自收回那句贯穿始终的话,其他人无法替代、变通也不行。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:此次若继续拖延,未来日本政客便可自由在涉台问题上畅所欲言,反正说完后可继续开展合作。一旦这一口子开启,将不易合上。

有一种说法在东京的分析圈子中蔓延,认为中国现今经济压力亦不轻,可能基于稳定预期会“降低身段”以接受某种模糊的处理。然而这一判断显然过于乐观。近年来,中国在涉及主权和安全问题上,底线不断提升,经济与底线之间的界限一直保持清晰。

高市团队目前的策略似乎是逐步推进,先确保参会的事实,争取在多边场合获得曝光,再观察是否能利用茶歇时机制造一些“非正式接触”的场景,回国后交代事宜。至于正式的双边会谈,如果能够实现自然很好,若不能,也未必会导致严重后果。这一策略在战术上未必错误,但在攻克中日关系的根本问题上,并未能提供有效解决。深圳的会场上,她的椅子能够坐下,但与会者能否出现在她对面,则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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